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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国家工商总局公布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该意见稿经媒体报道后，社会反响强烈，公众一致认为《条例》规定更加具体化，能有力的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不过，与此同时，针对《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其权益受本条例保护。但是金融消费者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例。”在业内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舆论普遍将其解读为“对《消法》的适用对象进行了界定——今后，知假买假的职业打假行为将不再受《消法》保护。由此，争议了20多年的职业打假该不该受《消法》保护的问题再度甚嚣尘上。

emsp; emsp;事实上，只要是涉及职业打假人这个特殊的群体，每一次的“风吹草动”，每一个时间节点，都会引发舆论的持续关注。本刊在今年曾就职业打假给予多次关注报道。而争议的核心自始至终都是职业打假人是否应该受《消法》保护？
emsp; emsp;长期以来，正反两种观点一直都处于激烈碰撞中。有观点认为，职业打假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行政化打假的不足，对于整体市场环境的净化，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也有观点认为，职业打假人的存在，一方面刺激了不正常的“职业打假”（职业索赔）行业的出现，另一方面因此产生的诉讼也耗费了大量行政资源。
emsp; emsp;事实到底如何？本刊记者在多方采访的基础上，联合百度大数据，希冀能还原一些“事实”背后的真相。
emsp; emsp;一个基层工商人员的工作日志
emsp; emsp;“我们每天都在为‘职业打假人’打工……毫不夸张地说，职业打假已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和法律问题。”长期工作在一线的一位基层工商部门的工作人员如是说。
emsp; emsp;据这位不方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介绍，当下的“职业打假人”，对《消法》《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受理消费者申诉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维权的程序非常熟悉。他们通常以消费者的名义购买一定数量的问题商品后向工商部门提出诉求，所反映的问题一般主要集中在虚假宣传、标签以及产品适用标准不规范等方面。诉求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经济赔偿，通常只要获得较为满意的经济赔偿就不再关注执法部门对违法行为的查处。打假地点多集中在大商场、大超市，打假行动和寻求救济方式趋于程式化。
emsp; emsp;这位工作人员坦承：职业打假给工商部门的工作带来了很多困扰，工商部门根据职业打假人提供的证据，往往难以直接对被诉方存在违法行为进行认定。而“职业打假人”明确的营利性目的，一般的调解结果无法满足其诉求，因而一而再、再而三给工商部门施压。当职业打假人申诉举报达不到提出的要求或遭到拒绝时，就会向政府办公室、纪委、信访等部门举报投诉工商部门，向工商部门施加压力，希望工商部门重新作出有利于他们的行政行为。这一点，我们或许能从这位基层工商人员的工作日志中窥知一二。
emsp; emsp;2014年11月30日
emsp; emsp;本月我单位接到实名举报信，举报人吕某自称在天猫某网店购买了一个手机套，买回后发现包装的型号和标注不符（比如酷x牌的手机套写了个ox牌，实际都是杂牌山寨货，又列举了一些法规，举报虚假宣传。要求赔偿（远超法律规定的赔偿数）并查处奖励。立案后，被举报人查无下落，无法结案。最后依据《网络交易管理办法》和查无下落的结果销案。线索移交杭州。结果正在组织答复的时候，举报人申请市局复议了，说我们没搭理他。按程序规定，不予立案要15个工作日答复，出结果要答复，案件期限90日。举报人认为我们程序违法。这明显就是打假人利用程序在找毛病以试图靠行政机关怕败诉来压商家获利。最烦这种人，决定再多拖几日给他回复。
emsp; emsp;2015年3月31日
emsp; emsp;3月我单位收到12315举报登记单，举报人郭某称在某超市购买了一批x牌白酒，其中部分外包装顶端有“中国驰名商标”字样，举报人举报该超市行为违反《商标法》，要求10倍赔偿，处罚并奖励。经核实，该批次商品于2014年5月1日前进入流通领域，依据国家工商局关于执行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有关问题的通知，该行为不属于应处罚范围。
emsp; emsp;举报人又指出该批商品上有“x牌 中国驰名商标 通过iso9001认证”，说是虚假宣传。我给他电话解释了一下，9001之类的东西是针对企业管理的认证，不对商标，何况企业确实通过认证了，不算虚假。隔日，对方又来电，说准备去超市举条幅，想尽快要处理结果。我说处理结果慢，得有审批程序。对方来回折腾了近1个月，还连着举报了多家超市，还是9001的事，最终以不予立案了结。个中曲折不予赘述。
emsp; emsp;2015年4月15日
emsp; emsp;近期接连处理了两起商标侵权案件，都是由商标权利人授权的打假公司进行投诉并进行商标鉴定。我局接到雀某和联合某某两家商标权利人委托人的投诉，配合权利人委托人，在京西着名的某市场附近扣押、捣毁了贩假人的“销售”窝点，查扣假调料数千件。
emsp; emsp;被委托人广州某知识产权公司的工作人员，分两批摸入市场周边的库房，反复跟随卖假者游走于库房和市场摊位之间（这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摸清具体库房位置和确认假货数量较大后，向我局提交投诉材料。根据投诉材料上提供的详细情况，分局商标科会同我基层单位执法人员在假货存放点，进行了现场查扣，打假人员现场鉴定真假。最后的处理结果不表。
emsp; emsp;这些打假公司的委托人（经交谈得知挣的是工资，并不高），面对的是真正的假货，真正有危害人身安全风险隐患的，不是常规意义职业打假人所挑三拣四弄出来的那些小毛病。这类打假人是真正弥补了行政执法人员工作中因诸多因素所造成的监管上的不足。
emsp; emsp;2015年5月5日
emsp; emsp;举报人张某称在某大型超市购买某牌食品，产品标称生产许可证QSXXXX07XXXX09，执行标准为Q/SXXXX6，举报称该商品生产许可证所许可的项目是冲调方便食品，执行标准是Q/SXXXXX2S，该商品属于无证生产的违法产品。我单位进行现场检查，未发现该商品，后多次联系张某，请其提供商品，张某口称提供，多次拖延，一直未提供。4个月后，张某申请行政复议，称我单位不履职。
emsp; emsp;实际，我单位于6月上旬立案期限内立案调查，由于该案件涉及生产许可及相关执行标准，不属于我单位职能之内，而生产厂家是否取得了该产品的生产许可是能否认定违法行为的关键证据（标称的生产许可证号错误未必代表未取得相关许可，一个企业可以获得多个生产许可），所以需要向产品生产地质监部门发函确认商品是否违法。结果产地质监回函，厂家有xxxx的许可，标签应当合法。期间还要求厂家提供了各种检测报告证明产品质量无问题。这种案子在正常周期（90日）是无法办完的，需要反复延期。因程序无问题，复议被驳回。
emsp; emsp;2015年10月12日
emsp; emsp;举报人沈某在北京的某大型连锁超市多店面购买了一大批商品，食品为主，全部商品都是放置在展示柜里的。展示柜上印有商品的广告，多少带有涉嫌违反《广告法》的内容。其中一例，是某酒，在展示柜上印有广告声称使用了顶级某进口配料。根据市局广告处指导，超市内生产厂家专有的产品区域且有生产厂家专人负责的，广告发布者认定为生产厂家，违法行为归生产厂家所在地工商部门查处。由于无法证明超市虚假宣传成立，后将线索移交酒厂所在地北京s分局。举报人对上述处理经果不满，提起诉讼。一审认为有处理有结果，无不妥，驳回起诉。
emsp; emsp;2016年3月30日
emsp; emsp;这已经不算一个案例了，是个人物。在永不缺少奇葩的打假人界，近期比较活跃。说这哥们是新人呢，也不新。有些单位已经被他骚扰3年多了。骚扰这个词，一点不为过。年初，分局专门针对这哥们开了一个协调会（6个所，4个专业科室），内容就是怎么对付这哥们。
emsp; emsp;举报人贾某，活跃于电信领域，主要就是某米和它的友商们了。违法点找得不是很精确，但架不住人家勤奋。
emsp; emsp;去年10月～12月，针对海淀区工商局的12315举报近60次。其中举报商家违法行为约10余次。其余全是举报工商局工作人员态度不好一类的问题。
emsp; emsp;事实是，每个给他打电话的工作人员，无论你说什么，必定接到几张态度不好的投诉，然后要求换人电话沟通。电话中各种挑衅或骂人，专门把你惹急了，再去投诉。
emsp; emsp;北京工商可不止海淀一家，全市他都是这么闹。北京工商系统各（分局）信息中心联合上书市12345中心，要求对这位的举报不予电话回复。几经沟通，12345勉强答应。也不能书面发信或快递。为啥呢，因为这哥们会拒收。拒收然后告你不答复，这境界，无解了。后来我们是用企业登记系统的短信平台给他发短信。
emsp; emsp;对我们如此，对他盯上的企业，可想而知。有些不堪其扰的企业，通常是采取协议了事。
emsp; emsp;至于协议的价格不得而知。嘲讽的是，没过几天，“拿钱消灾”的企业又被这兄弟投诉啦。
emsp; emsp;2016年5月25日
emsp; emsp;打假人举报，称在某企业的天猫网店购买白酒，网店当时在进行促销，奖品包含数种白酒并配有图片，举报人认为该网页宣传违法，要求查处。酒类广告管理办法（96年）第八条：在各类临时性广告活动中，以及含有附带赠送礼品的广告中，不得将酒类商品作为奖品或者礼品出现。看到举报后我首先一愣，根本没看过这个部门规章。查了一下，“现行有效”。分别致电广告科室和法制科，回复都是“发现该法规有效未废除。”问的人都是明白人，同样都没注意过这个法规，这个条款。举报属实，当事人行为违法。乍一看此事稀松平常，然而却代表了广大群众普遍认为的：“自己不出问题就不会被打假人骚扰” 是不可能的。此线索同其他海量线索依据《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移交了杭州。心里感慨良多。人家真心是拿这个当饭碗，你是拦不住的。
emsp; emsp;2016年6月2日
emsp; emsp;举报人举报称在辖区内买到某牌牙签，保质期3年，已过期，要求查处。超市一口咬定那个批次在a月x日前就售空了，而打假人购买的日期是a+2月x日，不可能是他们卖的。提供了电子进销货记录，供货厂家提供证明，证明超市的说法。
emsp; emsp;最初的打算是，无法证明超市是否销售、案值太低（10块左右）、无法证明失效变质，不予立案。但是由于决定是否立案的期限临近而证据收集不齐，最终决定立案调查。后来打假人提供了购买录像。从货架挑出过期产品，直至结账。一举推翻了超市的证据。无论超市怎么骂娘，都无解。（打假人可以自带或藏过期产品，带到货架摆好后录像，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能佐证此事。）
emsp; emsp;此事涉嫌的违法行为只有《产品质量法》里规定的“销售失效变质的产品”一项。然而过期未必失效变质，目前的思路是，不管超市是否承认，都算他们卖的了。牙签这玩意，失效是不会了。至于是否变质，由于已经没有该批次牙签了，无法进行检验。打假人买走的那几盒，由于无法确认保存状态，所以无法送检是否变质，超市也绝对不会认可，因此结果应该是证据不足销案。继续会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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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sp; emsp;由上述工作日志，我们既能对职业打假人的打假状态有个大致的了解，同时也能反映基层工商工作人员的无奈。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实际上大多数职业打假人和真正的打假是挨不上边的。
emsp; emsp;“何为假货：通常意义上假货是指：第一，假冒，冒牌。法定定义：《商标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 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第二，伪劣，低劣质量、虚假成分的产品，各种不合格产品，简称‘质量问题’。法定定义是《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五十条规定的‘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食品安全法》对食品质量也有大量条款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对于商标侵权行为，必须有商标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出面鉴定，在商标权利人符合条件并且做出鉴定的基础上，执法机构依据《商标法》对侵权产品的生产经营者进行查处。简单来讲，就是商标侵权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主张打假的。一般打假人通常做不到，只有“正经的打假公司”才有这个能力来做，而且确实是存有人身伤害风险的。
emsp; emsp;为什么说现在的职业打假人几乎不“打假”？上述假货的定义就能说明问题。对于存质量问题的产品，需要依据商品执行的标准进行商品检测，被检测的商品的某项属性、性能不符合商品标注的执行标准或者国家强制标准时，执法机构依据《产品质量法》（食品为《食品安全法》）对商品的生产经营者进行查处。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做出的检测报告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职业打假人的趋利属性决定了他们无力或者不愿真正打假。因为前期检测是需要投入大量费用的，检测费很高。以获利为目的职业打假人根本不愿为打假付出这样巨大的成本和风险。
emsp; emsp;再比如，真正存在各种伪劣产品的市场、摊商、小规模经营者，由于行政机关缺少有效监管，所以问题最多。以食品为例，随便找一个小卖店，漏洞百出的食品多得是，随便抓一把都是有问题的，但是职业打假人从不光顾。
emsp; emsp;据介绍，目前大部分职业打假人最喜欢打的就是食品标签类。具体做法就是在大型超市买定型包装食品，然后发现食品标签的问题，进行举报。原因很简单：就是依据《食品安全法》，如果存在违规行为，可以进行“10倍索赔”。
emsp; emsp;“按照法规要求进行打‘假’，貌似没什么问题，但关键在于，这种问题造成的根本不是严重的食品（质量）安全危害，根本不应该10倍赔偿。”
emsp; emsp;除了食品标签，还有一些职业打假人专盯商超内的标签、广告；电商网页（利用网页问题的打假人，爆炸式泛滥起来，几何级增长）以及制造过期问题（自带过期产品或者隐藏快过期产品）。
emsp; emsp;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不可否认，职业打假人也一样。其有益的一面的确是促进了行政机关的执法水平和法制水平的提高。比较专业的职业打假人能够从专业角度提供违法线索，由于打假人并不存在职权划分一类的限制，水平相对较高的打假人很多东西懂得比行政机关大多数人更全面。其弊端就是严重占用执法、司法资源。如前所述，职业打假人干的主业跟假冒伪劣没什么关系。”
emsp; emsp;有人说，职业打假人“占用执法、司法资源”是个伪命题，现实的情况是，在分局办公室、监察科、执法队、企监科、广告科、商标科、消保科、法制科，只要是跟执法沾边的科室，随便进哪个屋，都能看见几件在办的打假人案件，一堆打假人举报信，监察科则是各种举报不作为，态度不好，不满意什么的。这样的结果，对正常执法检查难道没有影响吗？这位工作人员表示，“我个人认为，比较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举报人提供线索，执法部门进行执法、违法行为确认，行政处罚实施之后，依据举报人的线索价值和案值进行奖励。如果商家存违法行为，超重处罚才是根本。”
emsp; emsp;职业打假人主选“优质商家”起诉
emsp; emsp;如上所述，职业打假人占用工商部门的行政资源说似乎是成立的。那么基层法院情况又如何？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数据或许能同样说明问题。而这也只是全国法院系统的一个缩影。
emsp; emsp;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新闻办的协调下，民二庭法官闫伟伟针对本刊记者提出的一些问题，通过书面形式给予回复。据介绍，自2014年3月15日新《消法》实施开始，其中“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规定，吸引了众多职业打假人的追捧，在短短的1年内，朝阳区法院受理该类纠纷案件量增加至10倍以上；加之《食品安全法》中10倍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涉及食品安全类的消费者维权案件数量进一步增长。
emsp; emsp;据介绍，新《消法》实施之前，此类案件年均四五十件，至2016年同期已增长至1000余件。在这些案件中，除少量系消费者为自身权益向经营者主张退货赔偿外，大多数案件的原告均系多次在朝阳区法院及北京其他各地区法院起诉经营者退一赔三、退一赔十的知假买假者。“其中申某一人在1年的时间就提起诉讼172次；涉及食品安全的买卖合同纠纷，知假买假者之外的普通消费者维权案件自2016年开年至今仅发生了1例。”
emsp; emsp;来自朝阳区法院的近1年来受理的各类消费者维权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显示，知假买假者诉讼案件有如下特点：
emsp; emsp;群体特点
emsp; emsp;从人数总量来看，存在越来越多的趋势，且从地域分布来看，不仅包括在京居住、工作的人员，还涌现出越来越多从全国其他省市地区到北京来从事知假买假的人员。在2014年上半年至2015年上半年之前，朝阳法院发现从事知假买假的人员在十几人，他们或为北京市居民，或为在北京市生活工作多年的常住人口。2015年下半年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一行列，人数已达六七十人，并在持续增加中。其中东北地区人数较多，河北省、安徽省、山东省，甚至台湾地区均有分布。
emsp; emsp;从人员素质来说，高低不一，各有参差。文化程度呈两端分布，其中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知假买假者主攻过期食品、夸大宣传等技术性要求不强的方面；有一定学历或工作经历，对相关行业较为了解的知假买假者，往往面向更精细的市场划分，主打食品添加问题、纺织品含量标注问题等技术要求较高的方面。
emsp; emsp;此外，职业打假还出现组织化、集群化、家族化的特点。组织化是指依法注册机构组织，配备人员，投入前期资金，有预期的收益目标，以市场化方式运作。集群化是指不成立任何组织或实体，而是自发组织若干人，简单分工，分头行动，一有发现互通消息，蜂拥而至分头购买，凭购物小票立即分头索赔；家族化是指家族部分或全部成员均参与重复诉讼行业，业务扩大时还可互相代理出庭应诉。
emsp; emsp;组织化的知假买假者在其组织内部提供专业化系统化的培训；集群化、家族化的知假买假者无缘系统化培训，主要采取自学成才+“传帮带”的互助精神+相互交流启发的方式学习应诉的技能，朝阳区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就多次上演一人在原告席上开庭，数人在旁听席认真学习笔记的场景。知假买假者委托律师出庭的情况极其少，比例不足1%。
emsp; emsp;此外，在诉讼过程中，少数知假买假者都存不当行为：比如不遵守法庭纪律，迟到、拒不到庭等不配合法庭调查的现象多发，造成法院重复排期、重复工作；对庭审的严肃性认识不足，时常发现开庭时带错诉讼材料，所带证据不足、与当次庭审不符，无法陈述清楚诉讼标的等情形，导致庭审“流产”；对法官询问的较为专业的问题、涉及到购买细节的问题无力回答或无法自圆其说时，干脆编造事实、推翻常识、拒绝回答询问，或反过来辱骂法官，哄闹法庭秩序。如某知假买假者主张其购买的筷子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向筷子的经营者主张10倍索赔，在法官询问其为何依据《食品安全法》主张10倍赔偿时，当庭作出“筷子也是食品”的有违常识常理的陈述等。
emsp; emsp;案情特点
emsp; emsp;就被诉商品种类而言，可以划分为食品类、一般消费品、家用轿车。就食品而言，其诉争的事实包括如下几种情形：食品过期、食品标签标注问题、食品超范围或超限量适用食品添加剂、采用了不应用于普通食品的原料、进口食品问题；就一般消费品而言，知假买假者诉争的事实包括如下情形：商品广告采用绝对化用语或其他不当宣传、商品成分含量与标注不符、商品价格欺诈。就家用轿车而言，诉争的事实主要是经营者隐瞒与商品车辆的信息或提供虚假信息。
emsp; emsp;从被诉主体来说，知假买假者选择的被告大都是经营良好、具有赔偿能力的优质商家。常见的有家乐福、京客隆、乐天等连锁超市，燕莎、华联新光、赛特等大型商场，京东、卓越亚马逊等网购商品经营者。对于网购的商品，知假买假者则会选择除了起诉商品的经营者，还同时将网站经营者列为共同被告。
emsp; emsp;闫伟伟表示，虽然新《消法》与《食品安全法》均对惩罚性赔偿金的最低限额均作出了规定，但在实践中，知假买假者起诉及获赔的金额均远远超出了最低限额，奥妙在于“10倍”和“3倍”的基数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无限扩大。比如：一次大量购买某一商品，一并举报、协商或起诉；一次大量购买某一商品，先起诉其中少量，获得胜诉判决后，以此作为条件与商家就剩余部分洽谈和解或另行起诉；短时间重复多次或委托多人代其购买某一商品，取得多张购物凭证后分别起诉；专门出入各大高级商场一掷千金，购买1件或多件价格高昂的奢侈品牌商品用于索赔等。
emsp; emsp;一般情况下，知假买假者在起诉前都会与商家就索赔事项进行过沟通，如商家不能满足其条件，则综合考虑诉讼风险、时间成本、商家承受能力而有选择地触发行政监管、司法诉讼程序向商家施压，最终达到索赔目的。据悉，新《消法》实施后，在朝阳区法院审结的知假买假案件中，调撤结案的比率达到50%。
emsp; emsp;两难抉择
emsp; emsp;为此，法院系统的相关人士指出，由于新《消法》并未将知假买假者另作规定，因此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知假买假者的诉求凡是确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均得到了法院的支持。知假买假者也因此得到了超出正常经济活动所能得到的高额回报率，使得“打假”越来越成为一个利润畸高的暴利行业。与此对应的，从社会效果来看，知假买假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净化市场的作用：商家不规范经营行为有了一定程度的减少，市场上流通的商品标签更加细化、规范，在网络上采用绝对化用语的广告宣传也渐被撤换。但是，值得人们思考的是，知假买假者是否真如“民意”所期待的那样，成为民间正义的化身、打倒 “无良商家”的斗士、净化市场的利刃？从法理上讲，知假买假者明知商品存在瑕疵或问题却以牟利为目的大量或大额购买商品用于索赔，这很难与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相契合；就审判实际而言，坐在被告席上的知假买假者所诉的“无良商家”，很少称得上是真正的“无良”；而知假买假者所诉的问题商品，多与“质量无关”，主要为标签标注和夸大宣传两问题。
emsp; emsp;该人士还特别强调，《消法》从一出世始，它的目的和使命就是保护一切消费者的正当的合法的权益不受侵犯，能够发挥安全屏障的作用，在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时提供一个有效的救济途径。“不幸的是，现如今，《消法》沦为个别人手中牟利的工具，成为其攫取超额利润的踏脚石。因此，面对消费者权益如何保护的命题，到底是将保护公众利益的权力让渡于知假买假者，还是在法律层面对知假买假的暴利模式进行一定的限制，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两难的抉择。”
emsp; emsp;专家说：部分职业打假偏离方向
emsp; emsp;基于以上事实，《条例意见稿》第二条的表述也就不足为怪，然而，第二条规定会引起职业打假人的强烈反对或许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大部分法律专家和媒体也普遍持反对态度则在意料之外。有专家指出，“权为民所用”，基层行政、司法资源用于市场规范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
emsp; emsp;8月17日，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联合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在北京针对《消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组织了一场专家研讨会，与会专家几乎是一边倒的认为《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二条违背了《消法》立法原意和立法宗旨。认为职业打假应该受《消法》保护。
emsp; emsp;大多数法律工作者都认为，应从增加制假售价成本上考量职业打假在现阶段存在的合理性，不能要求职业打假的高大上。要站在社会进步的视角看职业打假，从客观上有利于市场净化的角度辨析打假。不能仅仅盯着职业打假人个体差异以及修养问题，更不能站在部门利益的本位看待职业打假对监管能力的挑战。
emsp; emsp;与上述专家观点不同，作为长期工作在消费维权事业一线的中国消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的态度看起来更为客观中立。
emsp; emsp;陈音江表示: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消法》颁布时,我国市场经济还不是很规范，随处都可能买到假冒伪劣产品，老百姓对这些假货深恶痛绝。大家一听说有个王海出来打假索赔，都觉得十分解气，甚至把王海称为打假英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商品质量有了明显提升。职业打假人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容易发现假冒伪劣产品。在这种情况下，部分职业打假人出现了偏离初衷的倾向，原本是通过打假获得惩罚赔偿的做法，逐渐演变成以追求容易发现问题和方便索赔的营利手段。有的职业打假人在私下获得“赔偿”后，甚至默认纵容侵犯问题继续存在，客观上起到纵容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的作用。加上个别职业打假人采用非法手段恶意敲诈企业，谋取不义之财，不仅抹黑了整个职业打假群体，而且让消费者的期望大打折扣。
emsp; emsp;陈音江指出，当前最紧要的，不是如何剔除职业打假这个群体，而是要引导其回归到正确方向，发挥社会共治的应有作用。消费者需要的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假打”，而是“以惩罚为目的”的“真打”。《条例（征求意见稿）》把以“营利为目的”排除在《消法》保护之外，虽然实践中存在“营利目的”难以界定的问题，但对引导职业打假群体朝着“以惩罚为目的”而非“以营利为目的”的方向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emsp; emsp;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杨立新教授则从更专业的角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当今社会，排除法人、社会团体为消费者是有道理的，但是，对于自然人的消费者身份，很难以是否营利而予以否定。目前在网络购物，怎样确定购物者是不是以营利为目的呢？所以，建议国家工商总局在这个问题上要谨慎，特别是‘不适用本条例’的说法。”
emsp; emsp;杨立新进一步解释说，在传统交易中最早兴起的消费欺诈，是随着《消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实施而带来的副产品。自《消法》实施后，陆续出现了王海、丘建东等对经营者实施的商品欺诈、服务欺诈进行知假买假的打假活动，这对净化交易市场，打击经营欺诈行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争议较大，但社会还是认可的，我也写过文章予以支持。
emsp; emsp;但是，随着知假买假打假活动的持续进行，另有一些人借机在消费领域故意制造商品欺诈或者服务欺诈的假象，索取惩罚性赔偿金以获利，形成了消费欺诈之风。杨立新指出，在《消法》未修订之前，“退赔”的惩罚性赔偿就已经对非法牟利者具有极大诱惑力。该法修订后，大幅度提高惩罚性赔偿的倍数，对违法者的诱惑力明显增大。正像欧洲侵权法禁止惩罚性赔偿的意见那样：尽管惩罚性赔偿“可以用于维护整个社会的良好状态”，这是因为被告对原告的加害行为具有严重 暴力、压制、恶意或者欺诈性质，或者属于任意的、轻率的、恶劣的行为，法院可以判决给原告超过实际财产损失的赔偿金；但是，侵权损害赔偿的原则是“等价赔偿”或“填平式赔偿”，侵权人的赔偿额应与受害人的受损程度“持平”，而赔偿超出损失的范围，就会引导人们故意造成损害而追求超出损失的赔偿。因而在立法上，坚定不移地反对惩罚性赔偿责任，有些欧洲国家的法院甚至拒绝执行国外的特别是美国的责令本国被告赔付惩罚性赔偿金的判决。在我国的交易中出现消费欺诈行为，刚好佐证了这种意见的预见性。
emsp; emsp;此外，杨立新还指出，如今，在网络交易中，消费欺诈行为与原来的故意“制”假 ，逐渐转变为通过抠字眼，钻法律漏洞，进而成百上千地起诉同一类案件，获取高额的惩罚性赔偿金。被称之为“职业打假人”的消费欺诈行为人主要就重要的食品、化妆品等产品，抠出涉及“假”的因素，起诉索赔惩罚性赔偿金。
emsp; emsp;杨立新举例说，有些职业打假人借在食品中添加金线莲、荷叶、西洋参、灵芝等中药材，而在食药同源目录或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中未列明该原料，就认为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而构成不安全食品，要求按照该法第一百四十八条承担10倍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抓住商品宣传中的绝对化字眼，如“顶级”“最佳”等认为属于夸大、虚假宣传，依据《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 办法》第五、六、十六条规定构成欺诈，按照《消法》第五十五条索取3倍的惩罚性赔偿；抓住商品的标识、标注、执行标准等错误，如普通红枣错误使用免洗红枣的标准，认为是不安全食品；部分商品未标注、少标注限用人群／限用量，认为是不安全食品，索赔10倍的惩罚性赔偿；抓住低单价的手机壳、文具、杯具等小商品，以产品不标注厂名、厂址和合格标准等字样进而属于三无产品，一次起诉百余起，要求最低赔偿500元，并以此对经营者进行恐吓，大多经营者会因赔偿金额不高而妥协。
emsp; emsp;杨立新表示，目前以职业打假为名的消费欺诈行为越来越多，近年来提起诉讼案件的上升趋势十分明显。2005年～2013年，这类起诉案件相对平稳，自2014年以来，案件数处于10余倍的猛增态势 。
emsp; emsp;据悉，目前全国共有职业“维权”的QQ群2000余个，每个群的人数多则上千，少则数百，相互保持信息的高度互联、互通，一旦发现某个网络店铺的交易有可乘之机， 便群起而攻之。在“打假群”“京东淘宝打假群”“食品药品打假群”等，铺天盖地的都是“我后天干一次试试，如果可以，准备在全国找联盟者，钱途无量”“本来能赢实体的，但被一些人搞砸了，只能打个程序，要求确认答复的形式违法”“ 号外号外，刚才收到我哥们消息，大家可以多去1号店打假，打假不成功也可威胁1号店退货”的蛊惑性言辞。所谓的“打假”竟然成了消费欺诈行为人的狂欢，而合法经营者在此攻击之下，竟无还手之力 。
emsp; emsp;更重要的是，杨立新认为，有些职业打假人在打假的过程中，借助国家机关实现消费欺诈目的。消费欺诈行为人的基本步骤是：购买、联系商家赔偿、举报、行政复议、诉讼，多方面对网络销售者、服务者施压，将国家机关诸如工商管理机构、食药管理机构、法院等变为自己获利的工具，威胁经营者，进而索取赔偿获利。如果处理结果不符合其期待，还会发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甚至提起诉讼，致使国家机关耗费大量资源，而真正需要帮助的消费者则维权成本极髙。
emsp; emsp;杨立新的观点从侧面佐证了基层工商以及法院的说法。无论是工商还是法院部门，认为职业打假行业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真正打假的仁人志士太少。对于真正的打假人群毫无疑问是要持支持态度，但实际上，“假”打的人太多。
emsp; emsp;同时，一位参与《条例》起草工作的业内人士指出，国内目前对滥用诉权、滥用公共资源还没有有效的规制，导致大量闲散人员以此为业，和净化市场、维护消费者权益根本没多大关系。反而影响了行政系统和司法系统为社会提供正常服务的能力，影响了每一个真正需要公共资源帮助的消费者的权益。就像医闹泛滥之后导致的后果，大夫诊断书上没准话了，可能什么什么，不排除什么什么。社会诚信是成本最低的社会治理，职业索赔恰恰是损害了这个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