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9月12日，中国消费者微信公众号分别以《消费者投诉“立明堂”以“改运”为名设局，发觉上当受骗后退款无门》《“立明堂”被指借“国学”之名敛财或高达数亿》为题就立明堂因“改运”服务、运营模式存疑等问题进行了报道，引发读者的广泛关注。那么，立明堂的运营模式是否触及法律红线？退款无门的消费者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此，《中国消费者》采访了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主任杨兆全。

“立明堂”运营模式是否涉传？

针对知情人提供的立明堂在运营模式上设置“福缘使者”（49866 元）、“传承导师”（88688 元）两级代理，代理可通过发展下线抽佣，如“传承导师”抽下线代理费40%以上，且要求代理发展客户、层层嵌套形成利益链。杨兆全指出，判定是否涉嫌传销，其典型特征有以下几点：一是“拉人头”（发展下线），二是缴入门费（高额代理费），三是团队计酬（层级抽佣）。只要存在这三种情形，其模式就完全符合《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对传销的界定。关键要点在于是否存在层级关系、盈利是否依赖下线扩张而非实际商品价值，以及资金分配是否脱离真实交易。

更值得注意的是，立明堂通过代理代收款项的方式试图规避资金流转责任，但这一操作难以逃脱法律约束。杨兆全表示，通过代理代收款项可能构成公司与用户的“间接合同关系”。若调查证实立明堂对代理行为实际控制（如培训、统一话术、抽佣规则），司法实践中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制度认定法律关系穿透，要求公司担责。

“改运”服务模式是否合规？

“改运”服务是立明堂吸引消费者的核心宣传点，杨兆全认为这一宣传内容并无任何科学依据，属于虚构功效，已违反多项法律法规。杨兆全指出，从法律定性来看，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八条关于禁止虚假广告的规定，同时也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中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条款。如若情况属实，对于监管部门而言，可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立明堂采取责令停止宣传、处以广告费5～10倍的顶格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措施；若其迷信宣传情节严重，还可移送公安部门进一步处理。

此外，立明堂在合同中标注“文化咨询”，但实质提供 “改运”服务，这一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虚假意思表示”。监管部门可结合宣传材料、用户证言及资金流向，穿透合同形式，将其定性为违法经营，进而追缴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若情节严重，还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如构成诈骗。

是否涉嫌“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

杨兆全指出，法人独立地位滥用认定包括频繁更换、注销关联公司，且业务与资产混同。根据知情人爆料，立明堂关联公司超20家，存在频繁更换主体、注销公司，且App开发、收款账户分属不同公司，刻意隐藏与立明堂关联的情况，这种操作可能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法人人格否认”规则。若调查证实立明堂创始人沈立明通过分设不同主体转移资金、逃避债务，法院可穿透认定其实际控制权并追究连带责任。

消费者应通过哪些步骤固定证据？可主张哪些法律请求？

针对金女士因款项转给代理无直接交易记录、公司主体复杂，面临维权无门的这种情况，杨兆全表示，也并非无计可施。在维权过程中，证据固定是关键环节，消费者需收集转账记录（需注明用途）、与代理的聊天记录、宣传资料及服务凭证等，以此证明资金流向和公司参与事实。

另外，从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来看，“改运”服务不具备可验证的使用价值，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特殊商品”豁免范畴，商家单方设置“犹豫期”限制退款的条款也属无效格式条款。

当消费者以“未达宣传效果”主张退款时，只要能提供录音、宣传材料等初步证据链，证明宣传承诺与实际结果明显不符，法院通常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支持消费者“退一赔三”的诉求，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而在确定被告主体时，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穿透关联公司，向有资产的主体主张责任；若原公司已注销，但股东存在恶意避债行为，还可追加沈立明为共同被告，确保维权诉求能落到实处。

不过，杨兆全认为，从成本角度来看，单个消费者提起诉讼的成本较高，不仅需要承担律师费，还面临举证难度大等问题。因此，建议消费者可选择集体诉讼或向消费者协会举报，通过集体力量降低分摊成本，同时推动问题得到批量处理，提高维权效率。